周昉，又名景元，字仲朗，唐代画家。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唐代宗大历年间，周昉出身于仕宦之家，是游于卿相间之贵族。曾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史、宣州（今安徽宣城）长史别驾，其职位仅次于一州长官刺史。周昉能获得这个官位与他的哥哥的地位有关，其兄周皓随哥舒翰征吐蕃克石堡城等立有战功。
擅画肖像、佛像，从艺活动约在唐大历、贞元间。初学张萱而加以写生变化，多写贵族妇女，所作优游闲适，其画风“衣裳简劲，彩色柔丽，以丰厚为体”，为当时宫廷、士大夫所重，称绝一时。从以下的两个盛传不衰的故事，就可探知周昉是怎样技压群雄，在艺术上达到了广为称颂的地步。一为周昉奉唐德宗李适旨，画敬章寺神，顷刻间引来京城万人前来观看，有言其妙者，也有指其瑕者，周昉能虚心听取修改意见，日日有改，经月有余，直到众口称绝，方才停笔。二为相传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女婿侍郎赵纵约请韩干和周昉先后为他画像，画完后，赵纵将画像置于坐侧，一时难定优劣，赵夫人回府后点评道：“两画皆似，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性情笑言之姿。”一语道出周昉的艺绝之处。
周昉初以张萱为师，后来自己有所独创，他俩的共同特点是跳出了宗教画的圈子，向风俗画方面发展。周昉善画人物、神像，尤以画仕女见长。唐德宗命他在章敬寺画神像，动笔时，长安城的人竞相前来观赏，多称赞他的笔法精妙。唐代佛教盛行，寺院很多，且多要画壁画。周昉创作了很多佛门题材的壁画，尤以水月观音菩萨最为精彩。此外，他在大云寺画的《行道僧》，广福寺画的《两面神》等，皆是当时最出色的艺术品。
周昉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己是贵公子，接触的也多是上层社会的贵妇人，对贵族家庭的生活习性特别熟悉，所以，他善画贵妇人生活图。元代人汤厚在《古今画鉴>中说：‘周昉善画贵游人物，作仕女多浓丽丰肥，有富贵气。”周昉的仕女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写实技巧很高，而且能通过人物的外形表情来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富于传神。《唐画断》称周昉的仕女画“为古今之冠”。名画家黄庭坚称周昉的作品是“丹青有神艺，周郎能独兼。图画绝世人，其态不可添。”大书法家米芾亦称赞周昉的画“秀润匀细。”
周昉一生的作品中，仕女画约占一半以上。其内容主要是当时上层社会中贵妃人的生活乐趣，如烹茶、宫骑、游春、吹笛、游戏等。他描绘唐玄宗和杨贵妃闲逸作乐的作品有《明皇夜游图》、《贵妇出浴图》、《明皇斗鸡射鸟图》等。他的代表作有《三杨图》、《织棉回文图》、《王陵游春图》、《宫骑图》、《游春仕女图》、《凭栏仕女图》等。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了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从周昉的作品内容来看，他是为唐代上层社会贵族阶级的文化生活服务的，刻划了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情趣。他笔下的仕女，容貌端丽，体态丰腴，“目波澄鲜，眉无连卷，朱唇皓齿，修目悬鼻。”
据传，郭子仪的女婿赵纵，曾请韩干为自己画了一张肖像，人称精妙。过后，赵纵又请周昉画像。两幅作品的艺术程度很接近，郭子仪看了无法分辨其高下，便找来女儿，问哪一幅肖像最像赵纵。郭的女儿说，周昉的作品更好，不仅画出了她丈夫的体态风采，而且表现了赵纵的神气、性格和言笑情态。郭子仪便命送绵缎百匹奖赏给周昉，这个故事说明周昉画人物的艺术技巧，达到了传神的高度。
周昉的画名传播于国外。贞元末期，新罗国(在今朝鲜半岛)在唐的使者和来华的商人，在扬州等地用高价收购了数十幅周昉的作品运回本国。日本人民也喜欢周昉风格的仕女画，可见周昉的绘画艺术在东方画坛有很深远的影响。
据记载，周昉曾在很多寺观挥笔作画。章敬寺、广福寺、胜光寺、禅定寺、上都水月观等寺观都有他的笔迹。宣和御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画卷中，其中各种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计三十二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张怀瓘说：“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又说：“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在画佛像中，周昉发挥了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清河书画坊》记载，传闻他画的妇女像“目波澄鲜，眉无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不作纤弱娉婷的姿态。显然是周昉把宗教美术世俗化了，这也无疑促使绘画艺术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周昉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将观音绘于水畔月下，创“水月观音”体。张彦远云：“衣裳劲简，采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长安光德坊胜光寺塔东南院有周昉的画迹，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一帧及安西万佛峡的洞恿壁画中至今尚有唐人水月观音图的实例。周昉的佛教画曾成为长期流行的标准，其作品在当时流传到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至今那里尚有真迹可觅。只因年代久远，虽历代传存，原作迄今已不复多见。“水月观音”体不仅为画工所仿，而且也成为雕塑工匠的造型样式，流传极广。更重要的是，后人将周昉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与“曹家样”（北齐曹仲达）、“张家样”（南朝梁张僧繇）、“吴家样”（唐代吴道子）并立，合称“四家样”，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历代画家所推崇。
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了中唐仕女画的主导风格，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体态丰厚，曲眉丰颊，以肌肤丰满为美，所着衣冠全是贵妇之妆，衣裳用笔简劲，色彩柔丽。其画反映了宫中仕女单调寂寞的生活，如扑蝶、抚筝、对弈、挥扇、演乐、欠身（打哈欠）等。北宋《宣和画谱》著录了他的七十二件画迹，均已湮没于世。传为周昉的作品有《挥扇仕女图》卷，绢本，设色，描绘宫廷贵妇夏日纳凉、观绣、理妆等生活情景，人物体态丰腴，动作从容悠缓，表情安详平和，嫔妃们的身份及生活特点表现得很充分。环境只是借两只鹤和小狗暗示出来而未加以直接的描写。运笔细劲古拙，流动多姿，设色浓丽，风格典雅，现藏故宫博物院；《簪花仕女图》卷描写宫廷贵族妇女于春夏之交在庭园嬉游之情景，藏辽宁省博物馆；《调琴啜茗图》卷(传)，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表现两个妇女在安静地期待着另一个妇女调弄琴弦准备演奏。图中啜茶的出神的背影和调弄琴弦的细致动作，都被描得很精确而富有表现力。通过刹那间的动作姿态，描写出古代贵族妇女在无所事事的单调生活中的悠闲心情。周昉不仅在肖像画上挖掘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更悉心于将宫中各类仕女的心态微妙地展示在绢上，如忧郁、感伤、悲叹、惆怅和怨情等，概括地表现出经过“安史之乱”后，唐宫仕女们颓唐的精神状态。这也是走向下坡路的大唐帝国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周昉的忧患意识和对被幽禁于深宫的宫妃们的同情。
周昉的艺术影响是通过“周家样”传播于后世的。他的仕女画早被当时的批评家论作“画子女为古今之冠”（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晚唐的仕女画家们几乎都处于墨守“周家样”的阶段，“周家样”控制了晚唐仕女画坛。至五代，这种艺术格局仍继续留存在周昉曾活动过的江南地区，如南唐周文矩，传扬了周昉的仕女画艺术。五代北方的仕女造型则趋于清秀瘦削，如五代至北宋的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北宋的仕女形象在面形上仍可见张萱、周昉的遗意，但形体已趋于苗条。南宋牟益等是承传张萱、周昉画风的仕女画家，《捣衣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是他的典型之作。在宋代，许多人物画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周家样”面部造型的影响。元代赵孟頫凭借他“荣际五朝”的崇高地位，在元廷内外极力推崇唐人的绘画风格，张萱、周昉的仕女造型再次风行画坛。追仿得最为出众的是元顺帝朝的宫廷画家周朗，他的《杜秋图》卷全然是得自“周家样”之形，但用笔一展元人飘逸洒脱的韵律。直到明、清两季，由于全社会对女性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已不再领略以丰厚为体的关中妇人之美感，转向描绘纤巧玲珑、清癯瘦弱的江南女性，广泛流行于卷轴画中。因宗教壁画的稿本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宗教题材中的女性形象较多地保存了“周家样”的造型特征。“周家样”的艺术影响早在唐代已超出了中国本土，它的艺术魅力为邻国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的画家所倾倒。贞元年间以来，新罗人到周昉曾活动过的江淮一带以善价求购周昉的画迹。“周家样”不仅影响到新罗的人物画，而且漂洋过海至东瀛，波及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造像，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吉祥天女像》。这个时期日本仕女画的造型更是直取“周家样”之形，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鸟毛立女屏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