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的诗词(335首)

科技

水运仪象台

元祐元年（1086年），苏颂奉命检验当时太史局等使用的各架浑仪（见浑仪和浑象）。因此想到应有表演的仪器和浑仪配合使用。先前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张思训曾创造水运浑象“太平浑仪”，后因机绳断坏，无人知其制法。苏颂访知吏部守当官韩公廉精通数学、天文学，告以张衡、梁令瓒、张思训仪器法式大纲。

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一卷，并造成机轮木样一座。后由苏颂和韩公廉于元祐三年（1088年）集合一批工人制造，元祐七年竣工。这是一座把浑仪、浑象和报时装置三组器件合在一起的高台建筑，整个仪器用水力推动运转，后称水运仪象台，其中有许多突出的发明创造。

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米，宽7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以及随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三种功用。它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个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许多中外科技史专家为之叹服。

首先，置于水运仪象台上层观测用的浑仪，通过“天运单环”与“枢轮”相联，使浑仪能随枢轮运转。这与现代天文台转仪钟控制天体望远镜随天体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其次，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水运仪象台的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所以，苏颂与韩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设计和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

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原动轮叫枢轮，是一个直径1丈1尺，由72根木辐，挟持着36个水斗和36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部设有一组叫“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权”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权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使枢轮只能转过一辐，以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天衡系统对枢轮杠杆的这种擒纵控制与现代钟表的关键机件——锚状擒纵机构（俗称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说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

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水运仪象台之后，曾改变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以前关于‘钟表装置……完全是14世纪早期欧洲的发明’的说法是错误的。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是14世纪在欧洲发明的。可是，在中国许多世纪之前，就已有了装有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

苏颂主持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是十一世纪末中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国际上对水运仪象台的设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水运仪象台为了观测上的方便，设计了活动的屋顶，这是今天天文台活动圆顶的祖先；浑象一昼夜自转一圈，不仅形象地演示了天象的变化，也是现代天文台的跟踪器械 — 转仪钟的祖先；水运仪象台中首创的擒纵器机构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因此它又是钟表的祖先。从水运仪象台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力学知识的应用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 

机械

水运仪象台完成后，苏颂于绍圣初年（约1094～1096年间）把水运仪象台的总体和各部件绘图加以说明，著成《新仪象法要》一书。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有关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50多幅，绘制机械零件150多种，其中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正是根据这些图纸，王振铎、李约瑟等人才能较准确地复原出水运仪象台的全貌。例如从这些图纸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枢轮的运转规律是齿轮系从6个齿到600个齿的传动；每25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周，而昼夜机轮、浑象、浑仪也转一周，这与地球运动是大致相应的。又如，通过这些图纸，我们知道水运仪象台第一层木阁内是昼夜钟鼓轮，有不等高的三层小立柱，可以拉动三个木人的拨子，以关拨作用拉动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钟时，木人出而击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而第二层木阁内是昼夜时初正轮，第三层木阁内是报刻司辰轮，第四层木阁内是夜漏金钲轮，第五层木阁内是夜漏司辰轮。要是没有这些珍贵的图纸，我们就难以弄清木阁内的机械木人是如何按时击鼓、摇铃和敲钟的。因此，《新仪象法要》中所附机械图是了解苏颂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而释读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同类著作的钥匙。

星图

苏颂为了能更直观地理解星宿的昏晓出没和中天，又提出设计一种人能进入浑天象内部来观察的仪器，即假天仪。具体设计仍由韩公廉推算完成。它是用竹木制成，形如球状竹笼，外面糊纸。按天上星宿的位置，在纸上开孔。人进入球内观看，外面的光从孔中射入，呈现出大小不同的亮点，好象夜空中的星星一般。人悬坐球内扳动枢轴，使球体转动，就可以更形象地看到星宿的出没运行。这架仪器是近代天文馆中星空演示的先驱。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绘有多种星图，如“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北极星图”、“浑象南极星图”、“四时昏晓加临中星图”、“春分昏中星图”、“春分晓中星图”、“夏至昏中星图”、“夏至晓中星图”、“秋分昏中星图”、“秋分晓中星图”、“冬至昏中星图”、“冬至晓中星图”等，计14幅。

这14幅星图中，最有价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奎宿到轸宿的星官，“浑象紫微垣星图”，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布列于浑象之北上规的183颗星，“浑象南极星图”和“浑象北极星图”则是以天球赤道为最外界大圆的南天星图和北天星图。苏颂为了星图绘制精确，采取了圆横结合的画法。横图分成两段：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绘制到平面上时，苏颂发现了失真问题，于是他采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为二，再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画两个圆图的方法，从而减少了失真，这是星图绘制中的一项新成就。

苏颂星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全天星图中保存在国内的最早星图。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图，在时间上比苏颂星图要早，但被斯坦因盗走，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但是，苏颂星图比敦煌星图更细致和更准确。如敦煌星图绘星1350颗，苏颂星图绘星1464颗；敦煌星图主要依据《礼记·月令》的资料，并非实测；而苏颂星图则是根据元丰年间的实测绘制；敦煌星图是从玄枵（子）开始，按十二次的顺序作不连续排列，中间夹以说明文字，有关分野问题也不科学，苏颂星图则从角宿开始，按二十八宿顺序，作连续排列，并完全去掉了有关分野等不科学成分。

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022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文学

苏颂是一位“高产”的诗人，仅收录在《苏魏公文集》中的诗歌就有587首，且多是律诗、绝句。长律多达1400字，可谓“律诗之最”。

苏颂的大部分诗作是奉和之作，其中有一些是与一代诗翁欧阳修、苏东坡的奉和诗篇。但也不乏名篇佳作。

《前后使辽诗》就是他的上乘之作，具有现实主义笔触和真挚情感。如《和土河馆遇小雪》“人看满路琼瑶迹，尽道光华使者行”，反映为使者送行的盛况和使者的高尚、复杂心理；《和就日馆》“戎疆迢递戴星行，朔骑奔驰束火迎”，“每念皇家承命重，愧无才誉副群情”，生动记述辽国使者迎接宋使的情形，反映诗人忧国忧民、惟恐任务完成不好的心情。此外，如描绘“青山如壁地如盘”的北国风光，“牧羊山下动成群”的劳动景象，“依稀村落见南风”的异国风情等。

外交

苏颂一生，两次使辽，每次出使辽国往返时间多达四个多月；三次任接待辽使的伴使（陪同团团长）。

苏颂首次使辽，是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丁卯，以三司度支判官身份，与张宗益等一同出使辽国的，时年48岁，途中写下前《使辽诗》30首，主要记述他的所见所闻及抒发对老友的怀念之情。

苏颂第二次使辽，为10年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已丑，以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时任秘书监兼集贤院学士)身份，作为大辽国的生辰国信使，和英州刺史姚麟等出使辽国，参加辽道宗的生辰庆典。往返途中写下后《使辽诗》28首。由于时过10年，旧地重游，感慨万千，不仅记述了辽国隆重的接待，而且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在和睦友好相处下，辽国人民悠闲、安逸的生活，歌颂和平睦邻政策的可贵与正确。

苏颂在两次使辽、三次伴使的与辽国打交道期间，苏颂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土民情、外交礼仪等情况，及时向朝廷提供。

苏颂认为：“彼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义，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贰之意”，但也必须注意其“叛服不常”。并根据宋、辽两国的实际，提出与辽朝和睦修好的外交政策，深得皇帝的赏识与赞同，坚定了宋朝对辽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 [8] 

藏书

苏颂于皇祐五年（1053年）召试馆阁校勘、迁集贤校理。当时馆阁校理吴及，奏请全面整理国家藏书，置馆阁编订书籍官，有秘书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陈绎等，分为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各为编次书籍。他在馆阁任职长达9年之久，富弼称他“古君子”。因其整理藏书成就显著，不久授秘书监之职，统管国家三馆秘阁图籍之事。家藏书数万卷，秘阁未收藏者颇多，然还从秘阁传抄书籍每日两千言，并亲加校雠。他致仕后，当时叶梦得为丹徒县尉，听说他藏书多，乃借其藏本回家传抄。宋神宗曾仰慕其藏书之富，问其“卿家必有异书，何以父子皆以博学知名？”他对曰：“吾收书数万卷，自小官时得之甚艰，又皆亲校手题，使门阅不坠，则此文当益广”。曾作有《书帙铭》，告诫子孙要“唯苏氏世，宦学以儒。何以遗后，其在此书。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著有《苏魏公集》72卷。孙苏象先著有《谭训》，记其祖父藏书事迹甚详。 [9] 

　　药物学

嘉祐初年，苏颂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苏颂做科技工作时，不但指导全局，而且亲自动手，不惮繁巨，不畏劳苦。《图经本草》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向非专一整比，缘饰以文，则前后不伦，披寻难晓”。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他提出了六项原则。苏颂的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嘉祐二年（1057年），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

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图经本草》。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061年），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卷。

《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唐《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天宝单方药图》都已散佚殆尽，韩保升《蜀本草》的药图也已不存。《图经本草》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其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如牛膝，《神农本草经集注》说：“其茎有似牛膝，故以为名。乃云有雌雄，雄者茎紫色而节大为胜尔。”以此很难判断出是什么植物。《图经本草》则写得十分具体：“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甚细。”我们可以根据匙形对生叶，细实穗状花，节部结牛膝三大特征，断定为苋科植物怀牛膝。

为编写《图经本草》而进行的全国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义是扩大了药源。如菟丝过去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荷泽）也产此药。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产，而从提供分析的样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等。

《图经本草》在生物学上也有较大贡献。如它对动植物形态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述：乌贼鱼，“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可以自缆，故别名缆鱼。”真切地反映了头足纲乌贼科动物的特点。

《图经本草》在矿物学与冶金技术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如它记载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05种矿物药。丹砂条的描述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云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这里不仅说明了丹砂这种矿物药的产地和特点，而且简要介绍了丹砂矿的开采过程。

《图经本草》中关于冶金技术也有许多记载，如关于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做鍱者，为鑐铁，亦为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做刀剑锋刃者，为钢铁。”这简要描述了宋代三种钢铁的冶炼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对炼银的方法记述说：“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对灰吹法炼银的工艺说：“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铅银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这是关于灰吹法炼银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图经本草》的科学贡献是多方面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发掘。

进士及第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廿三日（12月10日），苏颂在同安芦山堂（今同安城关）出生，他原籍福建同安县，父苏绅死葬润州，遂迁居丹徒。

庆历二年（1042年）苏颂中进士，为宿州观察推官。次年任江宁知县。任南京留守推官时，留守欧阳修将政务委托给他时说：“你办事慎重稳妥，经过你看的文件我就放心了。”三年任满，正赶上父亲苏绅病逝。苏颂葬父京口，从此移居润州丹阳。

苏颂编校古籍苏颂于皇祐五年（1053年）任馆阁校勘，开始了他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不久迁大理寺丞。

他侍奉祖母、母亲，供养姑姐妹及外族数十人，并及时给他们婚嫁。妻儿有时衣食不继，但大家相处融洽，亲密无间。宰相富弼称他为“古君子”。

至和元年（1054年），任同知太常礼院。嘉祐二年（1057年），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嘉祐四年（1059年），兼任殿试复考官，五年，迁太常博士，仍兼校正医书官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出知颍州。这是他第一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编校古籍，历时九载。

嘉祐八年（1063年），召为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时仁宗逝世，建陵墓，主管部门向各郡征收一时难得的物资。苏颂对他们说：“遗诏务从俭约，怎么可以强制下面交纳当地不出产的东西。”不久升为修起居注、知制诰。治平二年（1065年），迁三司度支判官。

出使辽国

治平四年（1067年），苏颂任辽朝使臣的伴送使。当苏颂一行行至恩州时，突遇驿馆起火。由于他遇事镇定，举措得当，没有发生混乱，辽朝使者也没有受到大的惊扰，因此很得英宗的赞赏。熙宁元年（1068年）他任贺辽太后生辰使，出使辽朝。熙宁二年（1069年）又任辽朝贺生辰伴使。熙宁十年（1077年）再任贺辽主生辰使。元丰五年（1082年）他又一次任辽贺正馆伴使。

苏颂十分注意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等，并向朝廷反映了辽的实际情况。

两次使辽，他写下《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记录出使的路线和所见所闻。元丰四年（1081年）八月神宗命他编写一本与辽朝往来有关各种礼仪和文件程式的书籍。元丰六年（1083年）此书编成，神宗亲自赐名《鲁卫信录》，其中保存了大量宋辽间的交往史料。

任职朝中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苏颂任知制诰。次年，拜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同知审刑院。

熙宁三年（1070年），权同知贡举，因拒绝草诏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而被神宗撤职，这是他第二次在朝廷任职。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校正编撰古籍，由此他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苏颂在朝廷任职的第二件大事是“李定匿丧事件”。拒绝草诏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他三次拒绝起草诏书，神宗愤怒地斥责说：“轻侮诏命，翻复若此，国法岂容！”于是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而官吏的任命必须依法而行。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果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苏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诚恳的。

苏颂在朝中任职的第三件事是参与改革。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是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丰四年，他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他积极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

体恤百姓

熙宁四年（1071年），任婺州知州。熙宁六年（1073年），转亳州知州。熙宁八年（1075年），知应天府。

在淮南转运使任内，苏颂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灾民嗷嗷待哺的惨景，于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臣窃闻近日甚有近北灾伤人民流移往邻路州逐熟，...今并淮诸郡，虽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价腾踊。万一将来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归业之期。坐食贵谷，便见所失。彼时须烦县官赈救，为惠差迟，则其敝益甚矣。臣以为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价，若物货之平，则莫若为粜给，使之常食贱价之物，则不觉转移流徙之为患也。”他不仅想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想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等。他想的是很周到和长远的。

当时各地争修寺院，皇帝也滥赐匾额，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苏颂又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臣欲乞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许诸色人收买请射，永为己业”。

苏颂关心民瘼，体恤百姓，深为皇帝所知。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苏杭地区再次闹灾。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苏颂因而知杭州。

熙宁十年（1077年），由杭州召回，修撰仁宗、英宗实录。

元丰元年（1078年），苏颂知开封府。次年，改知濠州。元丰三年（1080年），知沧州。

元丰四年（1081年），苏颂被召入朝，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

元祐八年（1093年），知扬州，再次出任地方官。

在任地方官时，苏颂尽其所能，为民造福。如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时，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兴修水利，保田防灾。元丰四年（1081年）知沧州时，黄河泛滥。他又上奏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险性，并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臣窃见沧州东北有三堂泊，纵广百余里，下连海道，地名黑龙港。……其西与御河破藏口及范桥镇相去不过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东注泊内。既满溢则由黑龙港以入海，其势甚易。”在杭州任内，他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造福于百姓。

元祐执政

宋哲宗元祐初年，拜刑部尚书，转任吏部尚书兼侍读。

元祐五年（1090年），进尚书左丞。

元祐七年（1092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

苏颂辞官去世后上章辞位，罢相任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旋即出知扬州。转知河南，苏颂推辞没有就任，因年老请辞，以中太一宫使之职居京口。

绍圣四年（1097年），以太子少师职致仕。

苏颂所处的时代，朝中派系斗争席卷了整个政治舞台。他却能始终不立党援，不入派系，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宋徽宗即位后，进拜苏颂为太子太保，累封为赵郡公。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庚辰（1101年6月18日），苏颂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徽宗为其辍朝二日，追赠司空。

宋理宗时，追谥“正简”。